网上的青年朋友，中国有余秋雨这样的学者太少。
中国的土壤是产生无赖文人的土壤，是产生文人相轻的土壤，是产生互不信任的土壤。中国有句古语“出头的椽子先烂”。不是吗？
中国的文人在历史上有很多是无耻之徒，郭沫若就是在新中国中的一个没有立场的文人，除去他作为文人的怯弱以外，还有他作为文人的无耻， 没有良知，没有立场，没有做人的标准，在新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形象。我们可以称郭沫若为一个文人，一个没有良知的文人，他在中国的历史上仅仅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就像康生，在临死的时候做忏悔状。
余秋雨在天文、地理、历史以及文学方面的造诣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人物，余秋雨的著作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读者的。观现在中国文坛，有几人能够写出真正的大作？铁凝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作品也是在九十年代的作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铁凝的作品谁又能观看到的？铁凝作为中国作协主席，也是让人琢磨的。在此不多谈铁凝。作为余秋雨能在官场上，弃官从文就是当代中国文人所不能做到的，因为他们没有余秋雨那样自信，没有余秋雨那样为了“文化”而“苦旅”，去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
余秋雨的作品中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而不反思自己的历史就不会前进。对余秋雨的批判也好，对余秋雨的赞许也好我们能否从一个大的方面来看，余秋雨脱离了中国文人的低级趣味，脱离了中国文人的品质低劣，脱离了中国文人的孤陋寡闻，而又有大家之气，而不是小家碧玉，或风花雪月，而是针对中国的当代文坛的“万马齐喑”发出最为尖刻的呼唤。
中国文坛的沉寂已经是不掩的事实，除了粉红作家，当年伤痕文学作家、知青文学作家都到哪里去了？ 都销声匿迹了？我所熟识的张贤亮、叶辛、梁晓声、贾平凹到哪里去了？都去经商去了？中国文坛的沉寂只能说明中国文坛的无奈，和中国文坛的人物的黔驴技穷。所以对余秋雨先生的批判也好，赞扬也好，我们都应该从文坛的现状来评判。陈忠实的《白鹿原》并没有在广大的读者中有多大的市场，因为它的写实文学是对过去的一种很直白的描述，是对中国历史的不全面的一种刻画。当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一部像样的作品，有思想的作品，能够鼓舞大众的精神产品？ 这一点，我想作为当代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应该向余秋雨先生请教，向全国的关爱文学的人请教，因为你的作品实在是没有多大的看头，也没有看到你的作品。
余秋雨先生，中国的文学要振兴就需要有你这样的人扛起文学的大旗，肩负起历史的重任向中国的青年宣传民族的文化精髓。

最近，北朝鲜核武试验成功，北朝鲜这个冷战时期的怪胎时不时地做出一些精神病似的举动，让世界关注一下他们的伟大领袖，让人们不要忘记独裁国家的悲惨状况，让人们在现代文明的生活中还在不断地品尝只有中世纪才有的残酷，这是朝鲜民族的悲哀，这是作为朝鲜邻居的悲哀，我们对待这样一个与世界自由、民主浩荡背道而驰的国家，有这样邪恶的领导人在世界舞台上恬不知耻地，以自己的人民为人质要挟全球，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二战时期，英国的张伯伦为首的英法政府采用的绥靖政策，导致了希特勒法西斯的肆无忌惮，从而向欧洲国家开战，向苏联开战，最终英法也品尝到自己所酿的烈酒，尤其是法国这个充满浪漫，充满幻想的国度亡国不说，坏在亡国之时成为纳粹的帮凶，法国的历史让人不齿，就在于法国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无原则的国家，你看看他们的领导人即可，从戴高乐、密特朗、希拉克这些人既有政客的嘴脸，又有保养情人的无耻，还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呢？

从欧洲看到亚洲的韩国，韩国对中国的领导人的言语态度，好像我们中国欠他们什么？我们社会科学院编写历史，是我们国家的内政，是有历史记载的，为什么韩国国家领导人还要我们注意？在此一点上，我并不想宣扬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但历史就是历史。韩国人对代中国人的态度我们也可略见一斑，韩国的历史教育肯定也在宣扬大韩民族的优秀什么的，说我们中国人“脏”，不讲卫生 ，吃的东西不像人吃的，你们的足球厉害，我们中国球迷也给你们加油，你们却说什么“中国人用不着你们，这是我们韩国的事”等等，听听你们这些，看看你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实际上，北朝鲜拥有了核武器，你们韩国人说不定还在偷着乐呢？看我们的领导人“阳光政策”造出了原子武器，它也是我们大韩民族的。金大中不是说了吗，国际社会如果制裁北朝鲜可能出现的冲突，叫做北朝鲜可能铤而走险，北朝鲜什么时候不铤而走险？试问一下金大中先生，1950年金日成不是铤而走险，差一点就灭了南朝鲜，到今天，你们这些政客在那大谈些外交辞令，让我们中国人背负侮辱，说到底，金大中的话就要嫁祸于人。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当前的伊朗核问题谈判，西方国家开出谈判的筹码，安理会几经磋商始终对伊朗的核问题没有结果，不经意北朝鲜首先引爆核武器试验，从而给当今国际社会带来很多变数，给人类的命运也带来很多的变数，由此我就想作为伊朗这个伊斯兰国家的点点滴滴所言所行，追问一下伊朗到底能给未来的国际社会，人来共同关心的命运带来的是好运还是厄运呢，我不敢再想，真的不敢，所以写下此文安慰自己内心的不安。

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一直与国际社会保持着一定距离，其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精神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国家的发展水平也是在保守的思想控制之下举步维艰， 但是，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 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输出伊斯兰思想，输出恐怖主义方面可以说伊朗的确凿的精于此道，谙熟于恐怖主义分子打交道的技巧，为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民而鼓动巴勒斯坦内部的强硬派与以色列进行无为的战争，每当中东和平出现曙光，伊朗的身影就再现，使巴以和平化为泡影，巴勒斯坦人民还非常感谢伊朗的支持，而自己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梦想无从实现。在这里我们作为局外人看得很清， 就是巴勒斯坦人在被欺骗中与中东的以色列不能友好相处，阿拉法特时期发动的“投石运动”真可谓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小儿科，至今巴勒斯坦内部还是一盘散沙，这不就说明外部势力在暗中支持那些恐怖组织的结果吗？民主对于伊斯兰民族来说只是其集权政治的遮羞布，哈马斯从恐怖起家那一天就注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不眨眼的恐怖组织，而在民主上台之后仍然不改其邪恶属性，对同属于本民族的人民血腥杀戮，令世人对其更加厌恶，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上演这样的历史剧目？1936——1938苏联的肃反运动，大肆运用“古拉格”消灭异己；1966——1976中国“文化大革命”同样被钉在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红色高棉屠杀其民族同胞200万而不知悔改等等。

听一听作为伊朗国家领导人的大肆宣扬的言论，我们就可以窥测到伊朗的整个国家，整个的伊朗陷于一个深深的有其领导人挖掘的陷阱——对世界其他民族的蔑视，对现实世界的狂妄，对全世界未来的敌视，对现代文明的仇恨，这一切在伊朗领导人内贾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水平问题，就说个人的道德操守方面或许内贾德赢得了国内狂热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感，或许在国内真正地是掌握大权威拉伊朗的人民，或许真的能在政治的仕途上大有作为，但这种大有作为决不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别国人民的性命为代价的，那样只是一个小国寡民的做法，与现代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看看伊朗在黎以冲突的角色吧。为转移国际社会对伊朗核问题的关注，伊朗不惜让他们的伊斯兰兄弟黎巴伦人民饱受战火的打击，让其培养的真主党作为打击以色列的急先锋，这一阴谋是何其险恶，犹如当年的萨达姆发动战争时一样，把打击以色列当作拉拢阿拉伯国家的一步棋，因为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憎恨、恐惧无时无刻地在啃噬着他们疼处，是以色列让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颜面尽失，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阿拉伯世界只能说是空有志向，用一句俗语说：“花子咬牙发穷狠”，把自己的落后归咎于以色列的占领，归咎于在中东插入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历史上中东难道就没有人家以色列民族存在的历史吗？试问一下伊朗总统内贾德作为阿拉伯民族是否应该反省一下阿拉伯民族的文化、心态、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一个民族心态过于狭隘，过于自私，过于走极端是一个危险的民族，是一个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民族。

在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应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要善于借鉴别的国家的发展经验，真正的为人民谋福祉，要善于学会与别的国家相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要颠狂、不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肆无忌惮地、歇斯底里地要把人家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水平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灾难问题，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能说是悲哀和绝唱。 我无意去说你内贾德什么，但是我是一名有良知的人，对你的国家我们是友善的，对你们的人民我们也是充满敬意，我是一名百姓就能如此 ，何况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呢？中国人有句古话：“听人劝，吃好饭”“与人友善，相安无事”。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曾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与世界其他民族携手共进，不是一件大快之事？对核子利用问题，对以色列民族的存在问题，对待恐怖主义问题， 对待自己的人民问题，对待世界上千千万万的生灵，我想不是狂热的追求能够达到狭隘民族愿望的。世界上的动荡之地是由哪些民族、哪些国家在背后的黑手操纵呢？为什么恐怖主义的行为不但不收敛，而且还很猖狂呢！是经济贫困原因？是民族文化传统原因？还是有其他的更多的历史问题等等？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怕抛弃本民族的劣根性，这个民族就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就不能造福于本民族，因而，对于伊朗政权的掌握者来说走出狭隘的、狂妄的、自私的思维，就应反思民族的劣根性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