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好喝酒，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人曾给我测算过，我这半辈子大约喝去了不下5吨的白酒，好友们调侃我为“酒圣”，因为他们说从未见我醉过。其实不然，无非是很少醉罢了。李太白、周总理才是我心中所敬仰的“酒圣”。所以我只能“谦虚”地说，我至多算个“酒仙”。“酒圣”不仅要有恢宏的酒量，而且还要有高尚的“酒风”、“酒德”，有博大精深的“酒知识”，特别要有迷人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格魅力。因此我为自诩“酒仙”而沾沾自喜，何况“酒仙”还管着众多的“酒鬼”呢。
领导也知道我的这个“特长”，要我写些标语、写条会标什么的，总会放我去小饭店嘬上一点酒，有点酒意才会放心地离开。他们说：“他酒后的字才漂亮。”
记得第一次喝酒是在30多年前，当时我才十七八岁，是为送小弟兄去参军而喝的。总共只不过喝了半两酒，早已酩酊大醉。经过几年的“刻苦”磨练，酒量骤增。一次在国庆大游行后，去好友家一下饮了一斤多的烈性白酒，看得酒友们目瞪口呆。记得走出好友家门没几步，只觉得轻轻一掮，就把好友家好端端的猪舍给搡塌了大半间。好友从此把它作为饭后茶余的笑料广为“美谈”。
打这以后，我在“酒坛”上常立不败之席。记得三年前，有位业余文学作者前来切磋写作技巧，到了晚餐时分，自然是去干上一杯，哪知俩人谈意正浓，不知不觉中两斤白酒悄然流入肚内，那位老兄已醉得不省人事，留宿不成，为了安全起见，我只好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搀着他，送他回家。这夜真够惨，五里路整整走了大半夜，送到他家时，广播喇叭已经奏响了“东方红”。
还有一件事是我刻骨难忘的，那还是去年的事。因先前我曾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好人阿良》，讲的是刚改革开放时，有位四川小伙子到浙江打工，工作尚未找到，身上盘缠已毫无分文，流落在街头。正巧碰上剃头师傅“好人阿良”，阿良不但把自己仅有的一碗饭给了他，还给他理了发，给了生活零用钱，鼓励他振足精神，不要为困难所吓倒。20年后，这个小伙子成了小老板，千里迢迢赶来寻找好人阿良。找到后，拿出一个大红包，以谢阿良当年的大恩大德。阿良自然是拒收红包，四川小老板以跪相逼，阿良不得不收下红包。事后，阿良把这红包寄给了四川的“希望工程”基金会，从此俩人结为莫逆之交。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参加全市庆祝建党80周年的文学征文比赛中被评为一等奖。
同样，一位在我市打工的四川小青年看到这篇小说以后，趁节假日找到了我，说《好人阿良》是刻划了四川人的新形象，为浙蜀两省架起了友谊桥梁。当得知我喜好饮酒后，他特地叫家人从四川邮来两瓶“水井坊”。我要付他酒款和邮资时，他死活不肯收，那也只好作罢。事后我为他写了“小说架桥梁，美酒结良缘”两幅字，裱好后送给他，他如获至宝，连声“谢谢、谢谢！”
春节时，家中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谈笑风生，无拘无束。我在拿出自酿“三白酒”的同时，还拿出了这两瓶“水井坊”，讲述了它的来历。当举杯痛饮时，酒友们都舍不得喝它了。我极力劝说大家：喝吧、喝吧，“酒肉穿肠过，友情记心间”不就得了。
这些怀有侠义心肠的文朋酒友，说干就干，把樽击钵，对酒当歌，吟诗诵联，好不热闹。酒过数巡，因本人是东道主，酒自然是要比别人多喝几杯，渐觉不胜酒力，大家见我怯场了，纷纷举杯来劝酒，有人甚至引吭高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因我小时，全家人都宠着我，不呼其名，只叫我“小妹”）。
最后，酒干了，饭饱了，有人建议：你把这“水井坊”的来龙去脉，再写一篇文章，说不准又会得它一个大奖，骗它一笔不菲的奖金也是可能的。
那晚，我真的醉了，但不知是酒醉人还是人自醉，只感到酣畅淋漓，满身舒坦。于是，我对“水井坊”总是那么“耿耿于怀”。
至此，我总不明白，谁叫你与酒、或确切地叫“酒文化”结下了如此不解之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