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华文化对东亚经济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任   志   侬

说到企业文化，目前不少人一味崇拜西洋经验，全力倾心于西方管理的学习，“东施效颦”，忽视我们的国情与民族传统文化，全盘移植西方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有的企业经营者不惜巨资，游西欧各国，读MBA，走马观花搞调研，断章取义学管理，结果西方的“真经”没学到，我们的传统也丢失，水土不服，不伦不类。在经营实践中，一些企业理念混乱，机制紊乱，管理陷入了进退为难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土壤，积极借鉴与吸收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科学的管理经验，取长补短，与时俱进，才能培育符合中国特色和企业实际的先进企业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辐射广泛，影响巨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学、“道”论，以及“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道法自然”与 “无为而治”等“人本”管理思想，对我们协调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管理企业、治理社会、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和平与发展”等哲学发展问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它，不仅是我国企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是构成整个东亚文化的基础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80年代以来，东亚已悄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其经济指标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高居世界的前列。特别是二战以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在制造技术与经济贸易等多个领域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

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面积不大，资源稀少，其社会经济文化比中国落后了几个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世人都以为日本这个大和民族从此一蹶不振，需要长期的休养生息，才能恢复元气。但事实出乎人们的预料，日本在战后短短的几年内经济迅猛发展，大有超出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趋势。特别是70年代后期，当日本的电视机、录音机、汽车等机电产品相继敲开世界经济大门、大批占领美国市场以后，很快引起了美国和世界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日本经济腾飞的奥妙，认为引导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企业文化。

日本的企业文化是由日本的宗教文化与企业发展所决定的。在日本企业文化的发展史上，我国的儒家思想和佛教影响很大。大约在公元5至6世纪，随着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我国的儒学文化与佛教等哲学思想传到了日本。特别是盛唐时期，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圣德太子为巩固对日本的统治，大力推广佛教，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颁布了“17条宪法”，在日本普遍推行了以儒、佛两教为主的“和”式统治和以神道教为主的“忠”的国教，在国民中大力提倡对国家、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形成了以“和”、“忠”为代表的企业文化。“和”最初渊源于我国的儒家伦理，但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发展，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我国的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而日本的企业文化则强调"和、信、诚"，注重合作，追求与他人的和谐相处，遵循“和”的理念行事。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一个团体或企业失败，多半是由于缺乏“和”的精神，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会带来和谐与成功。“和”是一种理想的工作环境，它能使人的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使人找到人生的归宿，达到幸福的境界，成为制约和引导日本企业的经营哲学。日本企业实行的自主管理、全员管理、集体决策和共同负责，人与人之间的上下沟通，乃至于情同手足，这些都与“和”的观念密不可分；“忠”是一种虔诚的心态和感激报恩的思想，与“和”有着莫大的相似性，它能把企业的员工凝聚起来，形成共同的志向和精神动力，使员工心同此向，志同此愿，能把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日本企业就是把这种宗教思想融入到企业经营管理中，用充满灵性的宗教手法来解释企业与社会、员工与上司以及企业员工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把“产业报国”放在了企业经营宗旨的第一位，要求企业家像教父一样传教布道，把“企业的生存目的”提升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发展与生存的高度，教育员工“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激励员工“上下同心协力、以至诚从事业务的开拓、以产业的成果报效国家”（丰田公司哲学），使员工始终坚信自己的工作并不是为了个人和社团，更多的是在追求人类生活的共同幸福，从而把员工的思想引向了希望的最高境界。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轻人一旦进入到企业，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家公司。在日本的企业里，员工的工作归公司安排，出差听公司派遣，住家在公司的“园地”，休假则集体活动，结婚由上司主办，有的连蜜月旅行也由公司安排，企业成为员工生老病死、终生依靠的大家庭，员工在思想、感情、道义和责任上与企业融化为一体。这样的企业就像一个宗教组织，员工就像一群狂热的教徒，为维护着他们的信仰，随时可以舍生取义，成为了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有效地培养了员工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在日本普遍实行的企业工会制度与年功序列工资制度，进一步把“和”、“忠”的精神理念制度化，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凝聚了企业力量，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自然资源贫乏，但它们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们都在研究和思考，虽然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但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比邻中华的韩国，为激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此增强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前总统卢泰愚给公务员制定了四项国政指标，即：民族自尊、民主和合、均衡发展和统一繁荣，把儒家文化作为致富经国的价值观写进了国策。

与我国一脉相承的新加坡，为了对付“全盘西化”的压力和贯彻新加坡的国家价值观，并在1991年1月4日，新加坡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正式提出了五种新价值观念，即：（1）国家先于社会和社会先于个人；（2）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3）尊重个人和社会支持个人；（4）以意见一致取代争论不休；（5）种族和睦和家教和睦。与此同时，国家在中小学教育中恢复了“儒家伦理”课程，并在整个社会中提倡孝道，进一步提高汉语的地位，大力倡导克勤克俭和重视群体的儒家精神，“把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

一衣带水、同根相连的台湾，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分重视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把“诚信”作为地区发展的立业之本和兴业之道。例如，台北正隆纸业有限公司以“忠、诚、信、实”为经营理念，恪守对客户的服务、品质、交货期和成本的承诺，40年始终如一。为信守承诺，他们不惜代价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物流系统，使送货服务网络覆盖台湾全岛，并将客户满意度纳入公司管理体系。信誉度的提高，促进了公司的迅速发展，使“正隆纸业”成为台湾第一、亚洲第四、世界百强的纸业公司；中华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和谐、创新、卓越为经营理念，以“互信互利、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经营原则，开展“以厂为家、以厂为校”运动，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香港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华文化的培育，。殖民期间，尽管港英当局在民族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长期实施愚民政策和西化教育，但绝大多数香港同胞却仍不忘根本，学国文，讲国语，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许多香港企业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很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比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因此，这种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文化培育的数百万香港同胞忍辱负重，勤俭创业，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腾飞。

由此可见，在塑造和建设企业文化时，我们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通过培育和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以此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与发展。

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任   志   侬

     上篇《中华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从企业文化的本源上进行了研究；本文从中华商业理论的发展过程探讨我国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旨在弘扬历史文化，振兴民族精神，进一步搞好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的组织文化，是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在企业的影射、积淀与发展。我国的企业文化萌芽于春秋时期以儒商文化为主的商业理论，历经唐、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中迅速崛起，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形成

我国工商业的形成起源于夏商时期，当时以官办官营为主的工商会官促进了西周商业活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不杂于商”的状况出现了重大改变，士人遵循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的训导，“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经商多以礼义为行动规范，在礼义的基础上求利而不贪夺。其时，管仲“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成就了万世霸业；范蠡，“经营农盐，雄霸商海”，成为世代商人效法的商圣；政客吕不韦善用“奇货可居”术，做成了天下最大的一笔买卖，他不仅自己当了宰相，还使自己的儿子嬴政坐上秦王的宝座，成为中国的始皇帝。在商业活动中，孔子之后，孟子周游列国，一方面宣扬仁义，另一方面经商“以羡补不足”，他反对“重征商税”，主张“取消关市之征，开放山泽之利”，义利结合，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之后，墨子主张“交相利”、“财货让”，要求商人在给别人带来利益的同时，自己也从中获利；他不仅言商，而且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深切体会了商业经营的辛劳艰苦，并从中意识到了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士人经商，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士人商业文化意识的觉醒。其时儒商盛行，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营讲求信义，以诚信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经营之道。据历史记载，子产“为相二年，市不豫价；三年，门不闭户，道不拾遗”，实现了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繁荣景象；范蠡善经营之道，“陶朱事来，端木生涯”，“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一跃而成巨富，其积著之理成了商人世代相传的法宝；白圭在总结先秦士人经商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知取与，是为行仁”和“智、勇、仁、强”经商四德的“治生之学”，为古代商业经营提供了有效的管理方法与考核标准，同时为中国工商企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代商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先秦以后，司马迁对秦汉儒商文化进行了总结，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富趋利不仅是整个社会与人生追求的目标，而且是仁义道德的基础。到唐宋时期，经济繁荣，人心思富，儒商队伍不断壮大；明清阶段，儒商思想进一步升华，商人地位逐步提高，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其中晋商、徽商、鲁商等几个比较大的商业集团，雄视海内，阔步天下，历时一二百年而不衰，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时，经商者恪守“凡人存心存世，务在中和，不可因势凌人，因财压人，因能侮人，因仇害人”和“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以及“财之道生，利缘义取”等经营信条，诚信忠厚，童叟无欺，提倡中庸，讲求礼义，信奉“生财有大道，义而资益巨”，主张“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礼接人，以义应事”，并“察天时之顺逆，格物理之精微”，掌握市场供求关系，顺应商品发展规律，在复杂的社会与人际关系中学会了“仁中取利，义内求财”经商之道，以至“基业日隆，家道渐裕”，不少人成为近代中国“富可敌国的儒商资本家”。清末民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兴起，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管理，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其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新一代儒商，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了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工商企业文化，如有“中国商父”之称的盛宣怀，引领洋务运动，缔造商业帝国，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时代巨音之称的“学贾”郑观应，“弃举业而习商贾”，“齐价竞争，任人为贤”，强化管理，培育人才，撰写《盛世危言》，提出了著名的“商战论”，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基础；有民族工业先行者之称的“状元资本家”张謇，创办实业、兴办教育，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开创了我国民族工商业资本集团的先河。在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上，有“棉纱大王”之称的著名近代实业家穆藕初先生认为“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把重视人才、网罗和使用人才作为兴业之本；著名的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先生把“超个人成功”、“超赚钱主义”当作他经营事业的目的。为此，他给民生公司制定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民生精神”；天津东亚毛纺公司设计“抵羊牌”（抵制洋货之意）商标，制作“你愿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的厂训，并制订《东亚铭》等企业精神来训练和强化员工的敬业爱厂意识；另外，像大成纺织公司的“忠信笃诚”，荣氏纺织工业集团的“和衷共济，力求进取”，上海冠生园的“三本主义”（本心、本领、本钱）以及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企业信念“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事业上积极发展事业，精神上以能服务于社会为莫大光荣，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等，这些理念都充分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意识。

    纵观这一时期的商业理论发展，儒家以义制利、诚信为上的价值观，以和为贵、协调群体的和谐观，修身内省、反求诸己的自律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道德观和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兵家（孙武、孙膑）以退为进、以进制动、刚柔相济的战略战术以及墨家、法家、轻重、货殖各家思想的综合，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使得近代工商企业文化异常丰富。这些文化理念，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民族自强、实业报国的企业宗旨；重商厚商、敬业乐业的经营思想；勤劳刻苦、奋发进取的高尚品格；精细计算、俭约朴实的经营作风；诚实不欺、信义为上的商业品德；执乎其中、和谐为贵的经营理念；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经营策略和精究本行、心志专一的敬业精神，以及山西票号创建的股份制、两权分离制度以及灵活运用的资金制度等，这些都是古人经商美德的继承与经验总结，也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华商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家，他们漂洋过海，背井离乡，身居异国他乡，以血缘、地缘、亲缘、业缘和相同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组成了凝聚力很强的群体。他们在承受殖民统治、种族压迫等严酷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下，凭着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斗志和勤奋节俭、自强不息的精神，艰苦创业，以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令世人所瞩目。如船王包玉刚，审时应变，白手起家，成为世界船运史上的商业巨头；香港著名企业家郑裕通，守信用、重诺言，做事勤奋，处事谨慎，以其巨大的经营业绩载入了香港经济史册；名震东南亚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勤勉刻苦，锐意进取，成为马来西亚的头号经济强人；霍英东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成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李嘉诚宏图大展，资产雄厚，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首；王宽诚、邵逸夫、孙忠利、董浩云等人义以天下，实业报国，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立操仁义的项松茂、富达持节的林绍良、爱国华人陈嘉根、著名华商李延年等，他们发展实业，报效祖国，奋发有为，利益天下，业绩垂青史，精神励后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身体力行儒商勤俭敬业、诚而有信的创业精神和惜时勤作、精明应变、刻苦自励、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念，经营实业，实现自我，使华人企业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文化、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特区，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非常重视人才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用优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来引导激励员工，把文化的手段引入到了企业经营管理中，善于运用精神理念来团结和凝聚企业力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华人企业创立、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商企业文化。

当代企业文化理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培养了像“大庆”、“鞍钢”、“石圪节煤矿”和石油工人王进喜、北京百货大楼张秉贵与太钢工人李双良等先进典型，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石圪节精神”等，在工商企业管理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引起了世界企业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1989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后，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目标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活动，在我国迅速发展。九十年代初，企业文化开始被国家领导人重视，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在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出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199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敬业爱厂、遵法守信、开拓创新的精神”。至此，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正式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做好的一项工作。1994年，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挂牌成立，坚持为经济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方向，组织开展全国性的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建设成果评审与成功经验推广，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举办企业文化讲座，宣传名牌产品和塑造明星企业，组织有关专家开展企业文化重点课题的研究和调查，建设为企业服务的信息网络，组织以企业文化建设为纽带的各类经贸活动、资源引进和文化艺术活动，组织、协调、推动全国各行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促进国内外企业文化交流，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事业。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之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一起，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为企业文化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地位。

进入新的世纪，知识经济热浪滚滚，企业文化蓬勃发展。加入WTO，全球经济一体化，引发了第三次“企业文化热潮”。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把“以人为本”作为新世纪的重要理念，为企业文化建设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在此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等企业文化研究与管理机构和全国36个地区性企业文化社团组织与16个行业主管部委，为企业文化发展推波助澜，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更积极、更主动、更理性、更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对企业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使企业文化具有了全球化的视野，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而且把握时期，积极行动，程度不同地投入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中来。总的看，发展趋势很好，但不太平衡。改革开放较早的特区、新区，先行于一般地区，比如，深圳、上海等地区；沿海地区优秀于内陆地区，比如青岛、大连等沿海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好于垄断性行业，比如家电、汽车、制药等行业；改制较早的企业成熟于未改制的企业，如邮电、商业、金融、保险等行业；大型企业好于中小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又好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好于集体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认真，对于企业文化建设更加重视。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党和国家重视，管理机制形成，理论日趋成熟，培训体系建立，人才队伍壮大，实践经验丰富，大多数企业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可以预见，企业文化的全面推进与发展，必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必将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化是企业文化理论的核心      

任 志 侬

         说到企业文化，目前大多数人致力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管理科学的研究，认为企业文化是西方科学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而我认为企业文化的根在中国，中华传统文化是企业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核心，在塑造和建设企业文化时，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培育符合中国特色的优秀企业文化，进一步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振兴与发展。

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东亚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成为世界六大文化体系（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东北非文化、非洲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中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大的东亚文化的主导文化。

中华文化以儒学、道教为始祖，后改良印度佛教，形成了儒释道相互交融，以人文、自然为核心的人本文化。中华文化的实质就是探讨人和人生的问题。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为人之学，它提倡仁爱，讲“仁、义、礼、智、信”，探讨怎样做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提升人生价值和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道家讲自然，讲“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就是说要合乎自然规律，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讲人的生命哲学问题；佛教讲因果轮回，讲人生解脱，讲思想觉悟，讲道德约束，同样带有很浓厚的人文色彩。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尤其儒家的为人之学，更是提倡通过为人，进而为家、为国做贡献，从本质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一种人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

人生价值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智慧、理想、才能的体现与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以至为整个人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人生的价值观就是在人生的一些基本矛盾（如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些观点、观念与看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就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下面，我们从这几大矛盾关系中看一看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

1、人与自我的关系

人与自我的关系，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我们人类自身的现实状况与理想追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命价值与生存（道德、人格等）价值的矛盾，说到底，也就是人格与人品的塑造问题。在这方面，孔子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大丈夫。”道家从自然主义的思想出发，也提倡崇高的人格，庄子说：“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所说的匹夫之志、丈夫行为与至人神举，都是古人人格价值的追求，都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与环境下，人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保持自己的人格，这是人类超越自我、天人合一的一种至高的精神境界。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当中，古人不仅追求高尚的人格，而且还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生命。在先人看来，当人的生命与道德、人格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应服从于道德价值与人格价值，就应该“杀身成仁”（孔子语）、“舍生取义”（孟子语），这样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毛泽东语）。这样的人，立德、立功，死而不朽，精神不灭，与自然同化，为后人景仰。

2、人与他人的关系

人与他人的关系，简言之就是人际关系，包括人伦关系（父子、父母、夫妻、兄弟、姐妹）、亲缘关系（亲翁、叔伯、姑舅、妯娌、娌姨、表亲）、工作关系（领导、同事、顾客）、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在这方面，古人认为人是讲情感、重礼义的一种可塑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孟子认为，人有“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应遵守“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的十种道德规范），董仲舒提出用“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规范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儒家思想进一步发扬广大，提出了“仁、义、礼、和、信” 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提倡“仁爱”，讲“道始于情”、“仁者爱人”，要“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礼之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内圣外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人与人之间的修养准则和最终目标阐说的很清楚。

3、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人与企业、人与社团、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忠”、“孝”著称于世，不仅忠于君臣、孝敬父母，而且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当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受到侵害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数忠臣义士义无反顾地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传统文化中，对有关人与社会的群体关系、公私关系以及个人与集体、个人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与闪光的思想。比如，团体意识、协作意识、人本思想、和谐思想、求实精神、义利观念、吃苦耐劳精神、勤奋自强的性格、道法自然的思想、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等，“自天子与至庶民，壹皆以修身为本”，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与顺应自然、少私寡欲的自然主义本性以及修身立德、敬业奉献的人本主义精神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在调节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4、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生存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不分离。按照古人的说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之际”。这里的天，一是指天地间自然万物，二是认为天上有神灵。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庄子说“万物与我为一”，《吕氏春秋》进一步论述“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在强调“天人合一”、“太和万物”、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同时，主张“与天地参”、“泛爱众生”、“知天命而用之”，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主张“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山人不敢伐林下木，泽人不敢灰戮，缳网置罩不敢于门。鲴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吕氏春秋》），要求人类应“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要顺应天地规律与自然变化，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通过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积极地调节和控制自然的变化，以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思想家有关尊重生命、崇尚自然和保护环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及提高当代人的环保意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21世纪，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复兴阶段。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加快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实现和平共处，也就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仁学与道论、特别是“天人合一”、“内圣外王”、“道法自然”与“无为而治”等思想对我们协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对我们管理企业、治理社会、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解决“和平与发展”和世界哲学发展等问题上提供了极为丰富与宝贵的经验。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萌芽于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历经唐、宋、元、明、清，在我国近代的民族工业中迅速发展，并颇有建树。特别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非常重视发挥人的精神作用，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忘我劳动的先进模范人物，其中以 “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在我国的石油建设史上，填补了空白，创造了世界奇迹；在管理思想方面，形成了明确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主人翁意识、艰苦创业意识和科学管理意识等，创造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和“三老四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对待工作，要做到黑夜和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在场和不在场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的大庆精神，引起了世界企业管理界的广泛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一些知名企业，纷纷创建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比如以“产业报国”为宗旨的长虹电子集团，以“决胜市场为条件，以振兴民族工业为目标，以岗位爱国和祖国繁荣昌盛为己任”，把缔造企业文化视为第一使命，使“太阳最红，长虹更新”的长虹品牌驰名中外；以“真诚到永远”而著称的海尔，积极推行OEC管理法，“敬业报国，追求卓越”，以“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的质量观和“先卖信誉，后卖产品”的营销理念，为海尔迅速崛起，进入“世界500强”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张力；其它象深圳华为、联想、首钢、美菱、同仁堂、蒙牛乳业、齐鲁石化、中国移动等企业也都培养了适应自身发展的强有力的企业文化。
    21世纪是“文化管理”的时代，也是“文化制胜”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企业业已认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上升到了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具有了全球化的视野，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而且把握时期，积极行动，程度不同地投入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中来，涌现出了象海尔、联想、华为、蒙牛、TCL、同仁堂等一大批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单位与成功案例，大多数企业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可以预言，通过企业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很快就会到来。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从建国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活动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相近和相同的东西。虽然企业文化花开日本，果结美国，但从企业文化的实质与发展历程看，我们完全可以说，企业文化的根在中国，它是以儒家“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理论，是中国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相结合的产物。所以，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发展创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